在方法体系之中除法律发现（法律检索）外都是对法律的重新定义。
无道德性的法律责任一旦确定后，如果行为人拒不履行，就与道德发生关系了。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中国共产党人贡献给中国和世界的，必定是一种非西方化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
这种冲突表现在，如果认同道德，那么法律就不应该这样规定。[1]国家产生之后，国家制度、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逐渐作为一个问题、一个难题甚至世界级难题进入人们的视野，人们开始从理论的、实践的以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维度进行求解，见仁见智。习近平还提出了主题、主轴和主线问题，即以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主题和主轴，突出制度建设这条主线，继续全面深化改革，增强以改革推进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自觉性、主动性。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坚定四个自信其来有自，而不是空中楼阁。机动车在没有过错的情形下，是否出现事故就与运气有关。
根据法律责任与道德的关系程度，法律责任的道德性可以分为强道德性、弱道德性。特别是人工智能出现后，机器人代替了人工作业，以至于人机对话，甚至是机机对话。纵观整个法学发展史，法学是否应是科学都可以说是一个永恒的论题。
邱兴隆的那本专著居然以《撩开刑罚的面纱——刑罚功能论》为名，仅此就可见这个问题在现代法学中仍然那么令人扑朔迷离，法的功能究竟应该是什么？这应该是一个早已为中国古代思想家解决了的问题，定分止争⑥，这就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对法的基本功能的科学概括。无数同仁也给我举过无数的例子，但稍加分析就不难看出，这些例子实际上都是在错误的法学理论的指导下，不顾我国宪法和法律关于法治的统一性和系统性的规定，将法律割裂为一个个相互孤立的条文的情况下，脱离了我国刑法总则、原则和宪法规定等效力更高的法律规定，来错误地理解刑法分则具体规定的结果。就实体或者事实方面来考察，法律中的人民应是一个集合概念，是用来表示有权在一国领域内居住并无条件归该国管辖的所有居民(公民)的总称。②就词源而言，现代汉语中的科学一词应该来源于英语science，而science则是溯于拉丁语中的scientia。
而且同时也意味着，在处理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时，我们又必须通过制定、执行、适用具体的法律规定来克服、减少由于不同的个人对具体案件的具体处理方式具有不同认识而引起的新的社会冲突。当然，这里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是指作为行动指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原理为什么只有马克思主义可能使法学成为科学？这首先是因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唯物的，即它承认客观事实是一切人类认识的终极来源，强调任何研究都应该以事实为前提和基础，为抽象对象和检验标准。
当然，也可以更准确地借用中国传统的表述方式将这种研究方法概括为实事求是。为了实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司法权属于人民这一宪法的根本要求，我们的司法改革就应该坚持不断健全和完善有序参与的普通民众能够在(通过真正的司法的公开)充分了解案件相关信息的基础上，通过合理程序理性有序参与认定案件基本事实、决定案件性质为根本目标，坚持司法职业化与民主化相结合，以民主化促进职业化的基本方向，以保证我国法治运行机制中的关键权力真正掌握在人民的手里。自启蒙运动以来，主权在民就开始逐渐成为近代国家政治法律的基石(11)。作为社会普遍认同并分享的行为标准，它的首要特征是普遍性，即是一个社会的成员之间相通、相同的那部分，而不是某个成员与其他成员不同的那部分生活经验、是非标准、情感倾向。
即使在日常生活中，当我们说某一知识是科学时，往往是指这一知识是运用科学方法的结果，而不是指这一知识本身就一定是科学的。另一方面还会促使人类在社会中争取更大的活动范围，更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⑨。这一人类满足自己需要的基本前提，自然就构成了每一个社会成员的行为底线。在后者的意义上，科学这一概念的前提是知识的客观性，一般用来指以实验方法为基础的各种自然科学，如物理学、化学、医学等。
20多年来，笔者在很多场合都向刑法学理论与实务界的同行们提出过这样一个要求：请他们找一个例子来说明我国的刑法规定中的确存在不合情理的情况。六、法学的科学内核：现代法治为什么应是常识常理常情之治 (一)常识常理常情是现代法治的事实基础与最终检验标准 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法律只有通过理解才可能实施，因此，只有法律的理解才可能最终决定法律规范的实际内容。
他们有的主张法的实质是主权者的命令(奥斯丁)[2]，或者是立法者制定的规则(哈特)，有的强调法为权威构建的产物(塞尔班尼)，有的认为法是社会共识重叠的结果(哈耶克)。(13)《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一)人民意志：现代法治之魂 如果承认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承认法律应是人民意志的体现，人民的意志自然就应该是现代法治的灵魂。例如，所谓的仓廪实而知礼节，显然是意味着在丰衣足食这种基本的物质需要满足后，人们就会产生尊重其他社会成员并与他们和谐相处这种更高级的精神需要。只有弄清楚了法的起源之后，人们才有可能对法的本质、功能等法学基本理论问题以及法规范应当如何理解适用等法学基本实践问题作出科学的回答。这一事实说明，法治的根本问题不是如何把权力关在笼子里这个在逻辑和现实中都根本不可能成为现实的问题，而是究竟应该把法律的制定、执行、适用权掌握在谁手里的问题。例如，随着人们对客观世界的了解不断深入扩展，不少曾被认为是科学的知识就不断地被新发现的事实证明是错误的。是否符合人民的意志，自然也应该成为判断法律或者人们对法律的理解是否正确的最终标准。
19世纪末，主张以社会共识重叠来解释法的内容与形式的社会法学派开始兴起。如果用中国传统的方式来表述，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一种强调格物致知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更是一种强调知行合一的指导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
内容提要：传统法学主流理论的前提不是无法验证的先验观念，就是将法的内容简单归结为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19)汉语中的良心是道德情感的基本形式，是人对是非的内心的正确认识，是被现实社会普遍认可并被自己所认同的行为规范和价值标准。
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一个社会的成员都不以尊重他人为自己的行为标准，允许一个人任意损害他人利益，甚至为了自己利益任意侵害他人生命，这样的社会还可能存在吗？这样的物种还可能进化为有别于其他物种的人吗？ 2.常识常理常情：人民的经验形态。现有法学理论大致可以分别纳入自然法学派、实证法学派、社会法学派和马克思主义法学派等几个主要流派。
正确理解、把握常识常理常情，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在政治法律领域正确理解人民、人民意志等现代法治的关键问题，更重要的就是人与自然关系领域，常识常理常情也应是人类社会发展基本规律的反映。这一事实意味着，每一个人满足自己需要的行为都必须以其他社会成员的容忍作为最起码的前提。(二)人类特有的需要内容：自由与权利的源泉 从人类行为特有机制的角度考察，法律权利是一个与政治自由紧密相连的概念，因为二者都是人类特有的需要在政治法律领域内的表现形式。笔者强调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使法学成为科学，首先是因为只有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人们才可能从所有人的需要满足内容与满足方式这一人类社会最普遍、最基本的事实出发，对权利和义务这两个法学基本范畴的产生和存在的根据，作出可能经受事实和实践检验的说明。
所以，格物致知，指通过运用已有知识对某一事物进行分析归类方式，来认识、了解未知事物的方法。例如，在我国法律中，实体意义上的中国人民就是一个由所有具有中国国籍的中国公民所组成的集合概念(13)。
因此，现有主流法学理论难称科学的首要原因，就在于这种理论错误地理解了联接人类与自然的天人之际，没有正确地理解法的起源问题如果是这样，那么，不论是谁，如果他想象他的权利不是直接对人的而是对物的，他就会这样描述，虽然只能用一种相当模糊的方式作近乎如下的描述：一方有权利，另一方就总是会有相应的义务，于是一个外在物，虽然它不在第一个占有者手中，但通过一种连续性的责任，仍然与他连结起来。
换而言之，在哲学语境中，关系可以是任何事物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物之间的关系抑或物与物之间的关系。于是，质疑或反驳法律关系必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路径一般是：首先，质疑或反对普拉尼奥尔，温德莎伊德等在权利架构的层面将绝对权或物权描述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康德以其高超的概括能力与抽象思维从庞杂的罗马法中提炼出法律关系、权利义务等概念。(82)我国2017年才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下文简称《民法总则》)的头两个条文是这样规定的： 第1条：为了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调整民事关系，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根据宪法，制定本法。设想有一种人对物的责任，或者物对人的责任，这是荒唐的，虽然在任何特殊情况下，可以允许通过这样一类可以感觉到的形象，提出这种法律关系，并用这种方式去说明这种法律关系。(46) (二)都可以约化为权利义务吗 霍菲尔德的法律关系与权利理论最广为人知的是，他将法律话语中混乱无序的权利概念概括为极具逻辑性的几组概念(即权利以及其对应和相反状况)并作成两个清晰的图表。
在他看来，约束并非是法律关系所必要，否定性关系也可以是法律关系。第一类的例子是所有权，第二类的例子是友谊，第三类的例子是婚姻，婚姻部分属于法领域，部分不属于法领域。
后者为：Fundamental Legal Conceptions as Applied in Judicial Reasoning,26 Yale L.J.710-766(1917).该著作更于2008年被翻译成葡萄牙语，出版见Wesley Newcomb Hohfeld,Os Conceitos Jurídicos Fundamentais Aplicados Na Argumentao Juidicial,Traduo De Margarida Lima Rego,2008. (43)这两个名篇与他的另外几篇论文一起构成二十世纪分析法学派(Analytical Jurisprudence)的奠基性作品，一直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还不断被引述，而且影响不断扩大。(51)1927年，科克里克的《法律关系》(《Jural Relations》)一书问世。
(31)对于这一论题，康德与萨维尼的主要不同之处在于：康德的重心是权利，而萨维尼的重心是法律关系。其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或者全部，或者全不，或者部分属于法领域或需要由法律规则支配。
